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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自清散文-兒女

發布時間:2017-03-13 11:34 | 作者:朱自清 | 來源:未知 | 瀏覽: 次|類別:名家散文

 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。想起圣陶喜歡用的“蝸牛背了殼”的比喻,便覺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,“要剝層皮呢!”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,在胡適之先生的《藏暉室札記》里,見過一條,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;文中并引培根的話,“有妻子者,其命定矣。”當時確吃了一驚,仿佛夢醒一般;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,又有甚么可說?現在是一個媳婦,跟著來了五個孩子;兩個肩頭上,加上這么重一副擔子,真不知怎樣走才好。“命定”是不用說了;從孩子們那一面說,他們該怎樣長大,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。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,做丈夫已是勉強,做父親更是不成。自然,“子孫崇拜”,“兒童本位”的哲理或倫理,我也有些知道;既做著父親,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,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這只是理論,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,在野蠻地對付著,和普通的父親一樣。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,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;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,始終不能辯解——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,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,讀了有島武郎《與幼小者》的譯文,對了那種偉大的,沉摯的態度,我竟流下淚來了。去年父親來信,問起阿九,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;信上說,“我沒有耽誤你,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。”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;我為什么不像父親的仁慈?我不該忘記,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!人性*許真是二元的,我是這樣地矛盾;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。 

 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《幸福的家庭》么?我的便是那一類的“幸福的家庭”!每天午飯和晚飯,就如兩次潮水一般。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里查看,一面催我或妻發 “開飯”的命令。急促繁碎的腳步,夾著笑和嚷,一陣陣襲來,直到命令發出為止。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,將命令傳給廚房里傭人;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。于是這個說,“我坐這兒!”那個說,“大哥不讓我!”大哥卻說,“小妹打我!”我給他們調解,說好話。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,我有時候也不耐煩,這便用著叱責了;叱責還不行,不由自主地,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。于是哭的哭,坐的坐,局面才算定了。接著可又你要大碗,他要小碗,你說紅筷子好,他說黑筷子好;這個要干飯,那個要稀飯,要茶要湯,要魚要肉,要豆腐,要蘿卜;你說他菜多,他說你菜好。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,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。我是個暴躁的人,怎么等得及?不用說,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;雖然有哭的,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。吃完了,紛紛爬下凳子,桌上是飯粒呀,湯汁呀,骨頭呀,渣滓呀,加上縱橫的筷子,欹斜的匙子,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。吃飯而外,他們的大事便是游戲。游戲時,大的有大主意,小的有小主意,各自堅持不下,于是爭執起來;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,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,被欺負的哭著嚷著,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;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,但不理的時候也有。最為難的,是爭奪玩具的時候: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,卻偏要那一個的;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。在這種情形之下,不論如何,終于是非哭了不可的。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,但大致總有好些起。我若坐在家里看書或寫什么東西,管保一點鐘里要分幾回心,或站起來一兩次的。若是雨天或禮拜日,孩子們在家的多,那么,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,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,也有過的。我常和妻說,“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!”有時是不但“成日”,連夜里也有兵馬在進行著,在有吃-乳-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! 

  我結婚那一年,才十九歲。二十一歲,有了阿九;二十三歲,又有了阿菜。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,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,轡頭,和韁繩?擺脫也知是不行的,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。現在回想起來,那些日子,真苦了這兩個孩子;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!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,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里。不知怎地,這孩子特別愛哭,又特別怕生人。一不見了母親,或來了客,就哇哇地哭起來了。學校里住著許多人,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,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;我懊惱極了,有一回,特地騙出了妻,關了門,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。這件事,妻到現在說起來,還覺得有些不忍;她說我的手太辣了,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!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,也覺黯然。阿菜在臺州,那是更小了;才過了周歲,還不大會走路。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,我將她緊緊地按在墻角里,直哭喊了三四分鐘;因此生了好幾天病。妻說,那時真寒心呢!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。我曾給圣陶寫信,說孩子們的折磨,實在無法奈何;有時竟覺著還是自殺的好。這雖是氣憤的話,但這樣的心情,確也有過的。后來孩子是多起來了,磨折也磨折得久了,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;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*的裁制力,我能夠忍耐了——覺得從前真是一個“不成材的父親”,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里所說。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,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,我至今還覺如此。我想這大約還是由于我們撫育不得法;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,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,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! dedecms.com 

  正面意義的“幸福”,其實也未嘗沒有。正如誰所說,小的總是可愛,孩子們的小模樣,小心眼兒,確有些教人舍不得的。阿毛現在五個月了,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,或向她做趣臉,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,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。她不愿在屋里待著;待久了,便大聲兒嚷。妻常說,“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。”她說她像鳥兒般,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。閏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,笨得很,話還沒有學好呢。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,文法錯誤,發音模糊,又得費氣力說出;我們老是要笑他的。他說“好”字,總變成 “小”字;問他“好不好?”他便說“小”,或“不小”.我們常常逗著他說這個字玩兒;他似乎有些覺得,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“好”字了——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“小”字的時候。他有一只搪瓷碗,是一毛來錢買的;買來時,老媽子教給他,“這是一毛錢。”他便記住“一毛”兩個字,管那只碗叫“一毛”,有時竟省稱為“毛”.這在新來的老媽子,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。他不好意思,或見著生客時,便咧著嘴癡笑;我們常用了土話,叫他做 “呆瓜”.他是個小胖子,短短的腿,走起路來,蹣跚可笑;若快走或跑,便更“好看” 了。他有時學我,將兩手疊在背后,一搖一擺的;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。他的大姊便是阿菜,已是七歲多了,在小學校里念著書。在飯桌上,一定得啰啰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;氣喘喘地說著,不管你愛聽不愛聽。說完了總問我:“爸爸認識么?”“爸爸知道么?”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,所以她總是問我。她的問題真多:看電影便問電影里的是不是人?是不是真人?怎么不說話?看照相也是一樣。不知誰告訴她,兵是要打人的。她回來便問,兵是人么?為什么打人?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,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?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?諸如此類的問題,每天短不了,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。她和閏兒在一處玩兒,一大一小,不很合式,老是吵著哭著。但合式的時候也有:臂如這個往床底下躲,那個便鉆進去追著;這個鉆出來,那個也跟著——從這個床到那個床,只聽見笑著,嚷著,喘著,真如妻所說,像小狗似的。現在在京的,便只有這三個孩子;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,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。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。他愛看《水滸》,《西游記》,《三俠五義》,《小朋友》等;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。只不歡喜《紅樓夢》,說是沒有味兒。是的,《紅樓夢》的味兒,一個十歲的孩子,哪里能領略呢?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;因為他大些,而轉兒是一直跟著祖母的,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。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。我領著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,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著的親戚家去。妻囑咐說,“買點吃的給他們吧。”我們走過四馬路,到一家茶食鋪里。阿九說要熏魚,我給買了;又買了餅干,是給轉兒的。便乘電車到海寧路。下車時,看著他的害怕與累贅,很覺惻然。到親戚家,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,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;轉兒望望我,沒說什么,阿九是和祖母說什么去了。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,硬著頭皮走了。后來妻告訴我,阿九背地里向她說:“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,不帶我上北京去。”其實這是冤枉的。他又曾和我們說,“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!”我們當時答應著;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,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著。他們是恨著我們呢?還是惦著我們呢?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,常常獨自暗中流淚;但我有什么法子呢!想到“只為家貧成聚散”一句無名的詩,不禁有些凄然。轉兒與我較生疏些。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,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(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),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著我:“我要到北京去。”她曉得什么北京,只跟著大孩子們說罷了;但當時聽著,現在想著的我,卻真是抱歉呢。這兄妹倆離開我,原是常事,離開母親,雖也有過一回,這回可是太長了;小小的心兒,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著! 

 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。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,說兒女的吵鬧,也是很有趣的,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;他說他真不解。子愷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,真是“藹然仁者之言”.圣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:小學畢業了,到什么中學好呢?——這樣的話,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。我對他們只有慚愧!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。我想,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,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。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,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,便將他們荒廢了。他并不是溺愛,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,他們便不能成材了。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,孩子們也便危險了。我得計劃著,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。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?這一層,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,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丏尊,他毫不躊躇地說,“自然啰。”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,他卻答得妙,“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啰。”是的,只要不“比自己壞”就行,“像”不“像”倒是不在乎的。職業,人生觀等,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;自己頂可貴,只要指導,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,便是極賢明的辦法。 

  予同說,“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,才算盡了責任。”SK說,“不然,要看我們的經濟,他們的材質與志愿;若是中學畢了業,不能或不愿升學,便去做別的事,譬如做工人吧,那也并非不行的。”自然,人的好壞與成敗,也不盡靠學校教育;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,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。在這件事上,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;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,知道將來怎樣?好在孩子們還小,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。目前所能做的,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——胸襟與眼光;孩子們還是孩子們,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,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。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:“神而明之,存乎其人,”光輝也罷,倒楣也罷,平凡也罷,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,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,便自稱心滿意。——想到那“狂人”“救救孩子”的呼聲,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?

  1928年6月24日晚寫畢,北京清華園。

  (原載1928年10月10日《小說月報》第19卷第10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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